最不浪漫的追梦者

      1978年初春，一个晴朗的早晨。我提着简单的行李，从家里出来。父亲执意要送我，他很兴奋，因为，他的在乡下“插队”多年的儿子，考上了大学，今天要到华东师范大学去报到了。在我的一生中，几次离家出门，都是父亲为我送行，一次是60年代初我到郊区读寄宿中学 ，一次是“文革”中我去崇明岛“插队落户”。而这一次考上大学，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文革”结束后，大学终于又恢复公开招考，77年秋天，无数像我一样超龄的考生走进考场，在飘着油墨清香的考卷上，追寻那耽误了十多年的宝贵时光。上大学，对我来说，就像做梦一样。我没让父亲送我去学校。他站在弄堂口向我挥手。我发现，白发苍苍的父亲 ，眼睛里闪烁着泪光。

 那一年，我27岁，父亲67岁。

踏进校门那一瞬间的感受，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天早晨，大学门口人流不断，来报到的学生从四面八方拥来，他们大多数和我一样，早已超过了读大学的年龄。“文化革命”把我们耽误了十年，能重新踏进大学校门，再当一次大学生，对我们其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实在是做梦也不敢想的事情。跨入校门的那一瞬间，我感到自己的眼睛发热……

华东师范大学，是一所有悠久历史的大学。她的前身是大夏大学，瞿秋白曾在这里教书。我即将就读的中文系中，有不少我熟悉的作家和教授，譬如许杰先生，徐中玉先生，钱谷融先生，施蛰存先生，他们不仅是有名的学者，也是现代文学史上有影响的作家，能来听他们上课，真是一件幸运的事情。那幢有着圆形廊柱的古罗马式青灰色文史楼，虽然只有三层，但看上去宏伟壮观，给人一种悠久厚实的历史感，仿佛这就是渊博和知识的象征。文史楼三楼的315教室，是中文系77级上大课的教室，我们将在这间大教室里上四年课。华东师大的校园在上海的大学里是最美的，校园里有河，有桥，有花园，林荫道边绿草如茵，灌木丛中曲径通幽。校园里那条河叫丽娃河，河边有一块绿地，叫夏雨岛，这些，都成为同学写诗作文的素材。我们毕业后，中文系的同学成立了一个诗社，社名就叫“夏雨”诗社，诗社的刊物就叫《夏雨岛》。

我们这一届大学生，最大的特点，是同学之间年龄差异很大，我们班里，年龄最大的同学和最小的同学竟相差17岁。学生的经历也很丰富，有下乡插队落户的，有当过工人、参过军的，也有当过教师的。学生来自天南海北，有东北的，有西藏的，也有云南和四川的。不同的经历，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年龄，使同学之间的交流和互补丰富而有趣。在中文系这一届的学生名单中，我发现了孙颙和王小鹰。孙颙和我同在崇明岛参加高考，不过他在农场，而我在县城。孙颙那时已经发表了不少短篇小说，他写的短篇小说《老实人的故事》等作品，曾在文坛引起反响。王小鹰是诗人芦芒的女儿，曾在黄山茶林场务农，她当时的特长是写儿童文学，上大学前，就出版过一本写茶林场生活的小说。

进大学不久，在我的记忆中印象最深的事情，是图书的开禁。一批世界名著重新出版发行，对爱好文学的人们来说，真是天大的喜讯。这也是一个文化专制和封闭的时代结束的象征。新书上架时，书店里出现了极其热闹感人的景象。每一家新华书店门口都有排队购书的长龙。华东师大校园里有一家小书店，每天早晨，中文系的学生和其他系的学生一起，早早地等在书店门口，门一开，大家便蜂拥而入，不管出了什么新书，先买下来再说。那时，阮囊羞涩，但是，我还是倾其所有，将可能买到的书都买了下来。还好，那时书价便宜，四本一套的《战争与和平》才五块钱出头一点点，上下两本的《悲惨世界》还不到两块钱，像砖头一样厚的《红与黑》才一块多钱。花十块钱，便能捧回一大堆新书。这些书，尽管以前都读过，但是有不少书是偷偷摸摸借来读的，现在，能自己拥有这些书，是一种莫大的满足和幸福。我还买了重新出版的很多诗集，其中有普希金的《叶甫根尼?奥涅金》、歌德的《浮士德》，雪莱、拜伦和海涅的诗选。很多中国的现代文学名著也纷纷重版，如巴金的《激流三部曲》、茅盾的《子夜》、曹禺的剧作选、冰心的散文选、艾青的诗选，等等。这些书，也出现在我的小小的书架上。而现代文学中曾经绝迹的一些诗人和作家的作品，如徐志摩、戴望舒、沈从文，虽然不能一下子看到重新出版的书，但在图书馆能借到他们的书，在阅览室里能读到他们的书。对以前所知的文学史，现在大家都开始有了新的认识。

离那家小书店不远，就是学校的图书馆。华东师大图书馆藏书丰富，阅览条件也好，每天晚上，图书馆的阅览室就成了同学们读书的天堂。读书的学生太多，阅览室坐不下，很多同学早早就等在阅览室门口，门一开，就能进去找一个座位坐下来，然后再去借书。而大多数学生，就在教室里读书、写作、做功课。晚上，宁静的校园里一片灯光。那种景象，非常美妙 。我曾经写过一首赞美校园灯火的诗发表在《文汇报》上，由衷地表达了我欢快欣悦的心情。

校园里学习的风气非常浓，经历了十年“文革”的大龄同学，都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女同学们表现得更为突出。那时，宿舍晚上10点以后要熄灯，不少女同学熄灯后在蚊帐里打着手电，点着蜡烛读书。王小鹰告诉我，她们寝室里的同学熄灯后都自己点灯读书，有一个同学点着蜡烛读书时烧着了蚊帐，差点引起火灾。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校园里文学创作的风气。我和孙颙、王小鹰几个人，上大学前都发表过一点作品，进大学后，便特别引人注意，有不少我不认识的同学拿着自己写的诗和散文给我看。那时，文学道路上人头济济，成为作家是很多人的向往。这一届学生中，热衷于创作的同学很多，而且都有生活积累。进大学后，在上课读书的同时，他们的创作欲望也被激发起来。那时没有太多的发表园地，在报刊上发表作品还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情。怎么办？同学们自发地在文史楼的走廊里办起了壁报，将自己创作的作品工工整整的誊抄出来，配以插图，贴在壁报上。一时，办壁报成风，中文系四个班级，每个班都有自己的壁报，发布在文史楼的走廊中。有的甚至以寝室为单位办起了壁报贴在宿舍楼的走道里。这些壁报，水平不低，以现在的眼光来看都是纯文学的刊物。每一期新的壁报出来，都吸引很多同学去看，不仅中文系的同学，其他文科或理科的学生，甚至校外的文学爱好者也闻讯来参观。壁报的读者中，除了学生，还有老师。新出的壁报前总是人头济济，人们对壁报上的文章评头论足，还有人写文章评论壁报上的作品。中文系的壁报，成为校园里一道独特的风景。发表在壁报上的短篇小说、散文和诗歌，有不少后来都被文学刊物和报纸的副刊刊登。我为壁报写的一些组诗和散文，譬如诗歌《海上断想》《友谊》《跋涉者的沉思》《春天，请在中国落户》，散文《小鸟，你飞向何方》《合欢树》《旷野的微光》《诗魂》等，后来陆续在《人民日报》《诗刊》《文汇报》《上海文学》《萌芽》《散文》等全国各地的报刊发表，引起不少大学生和文学爱好者的关注。孙颙的短篇小说《螺旋》，后来在《萌芽》发表，引起不小的反响。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出版了孙颙的中篇小说《冬》。当时，大学生能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书，全中国恐怕也鲜见。在大学的最后一年，我应《萌芽》丛书的编辑之约，编出了自己的第一本诗集《珊瑚》，作为“文革”后恢复的第一辑“萌芽”丛书出版。而王小鹰则在《萌芽》丛书第一辑中出版了短篇小说集《金泉女和水溪妹》。

一天，来了一位报社的女摄影记者，要反映校园里文学创作的气氛，并指名要为孙颙、王小鹰和我三个人拍一张照片。在摄影记者的摆布下，我们三人坐在校园一角，做读书讨论状，记者拍了照片，几天后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照片的说明文字，是介绍我们如何在学习之余坚持文学创作。而我们三个人，确实是和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大学里，我们一起参加作家协会，毕业后，我们的工作都是文学编辑。1985年，我们曾一起出席第四届中国作家代表大会，1997年，我们又一起出席第五届中国作家代表大会。我和王小鹰现在是专业作家，孙颙现在是上海新闻出版局局长，但一直没有停止写小说。在文学界的聚会时，我们三个人还常常能见面。

上大学的第二年，中文系成立了一个文学社，名为“草木社”，出了几期油印刊物。当时，全国各地的大学都有文学社，我们互相之间还互寄刊物交流，如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当时都有非常有活力的文学社，都有自己的刊物。“草木社”成立的时间不长，不到一年就解散了。不过，校园里的创作气氛依然非常浓郁。我们曾经和复旦大学文学社的同学有不少交流，那时，复旦大学的学生文学创作也十分活跃，常常联络的有胡平、张胜友、刘征泰和颜海平等人。复旦中文系77级的卢新华在《文汇报》发表短篇小说《伤痕》之后，在全国引起反响，我曾把卢新华请到我们学校，和我们班里的同学座谈。卢新华一夜成名，却还是个单纯的大学生。在我们的教室里，他谈创作《伤痕》的体会，我们班里的几个爱挑剔的同学对他的小说提了不少意见。大家很认真地辩论得面红耳赤。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学生确实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豪气和激情。

那几年，中文系经常举办诗歌朗诵会，全校的学生和校外的文学爱好者都会赶来听。一次， 我们在学校的大礼堂里举行诗歌朗诵会，上海的很多诗人都来参加了，其中有老诗人辛笛。朗诵会还没有开始，礼堂里已经坐满了人，只能把大门关起来。可不断地有人要进来，坐在里面的同学只听到大门被外面的同学敲得砰砰作响。老诗人辛笛坐在台上笑着喊道：“好，好，这是春天的敲门声！把外面的同学放进来吧！”大门打开，外面的学生蜂拥而入，没有座位，大家就站在走廊上，挤在舞台两侧。那天晚上，师大的礼堂容纳的人数大概打破了历史记录。诗歌朗诵会上，同学们朗诵了自己的诗歌，校外的诗人们也上台朗诵。有人朗诵了我的《春天，请在中国落户》。辛笛朗诵了他的新作《呵，这儿正是春天》，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季节到底不同了。

春天从门窗里进来，

冬天从烟囱里出去。

寒夜漫漫的尽头，

炉边听腻了老巫婆的童话，

终于和笨重的棉袄一起晒到了太阳。

发酵的空气流正大量冲击着麻木的神经和细胞，

重新漾起对青春、对光明的向往……

那天晚上，师大礼堂里的掌声和欢呼声一直持续到很晚。后来有人在校刊上写报道时，称这个夜晚为“诗歌之夜”。现在回忆起来，我仍然非常怀念那时的气氛，就像我当时在一首诗里写的：

世界在我们面前展开，

我们也面对着世界展开，

心是那么纯洁，

热情是那么透明，

我们的憧憬天真得像幼儿的梦，

我们的向往飞舞在星光灿烂的夜空……

我不知道，二十多年后，在大学的校园里，还有没有这样的“诗歌之夜”，但愿还会有。

师大中文系的几位名教授，是学生们最感兴趣的人物。曾经当过中文系主任的许杰教授是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名作家。有时候，能看到他的一头白发在中文系办公室里晃动。但那时他不上大课，只带研究生，所以我们也少机会听他的课。不过，远远地看着他那一头白发和温和的表情，大家都会肃然起敬。倒是大学毕业后，在作家协会的很多聚会中，和许先生有了较多的接触。施蛰存教授那时还没有给同学上课，因为当年被鲁迅批评过，施先生几乎大半生为此受累，真是冤枉了他。其实，他的文品和人品，都值得称道。在上大学之前，我们根本没有机会了解他，没有机会读他的书，只知道鲁迅先生骂他“洋场恶少”。这个难听的绰号，和为人平和、学识渊博的施先生实在无法相联系。我们在师大上学那几年，不常有机会见到施先生，但听说他生活得很艰苦，住在一间狭窄的亭子间里，平时看书写作是在一间极小的卫生间中，抽水马桶就是他的办公桌椅。就在这样的环境中，他写成了后来在海内外引起轰动的《唐诗百话》。

钱谷融先生是很受同学们欢迎的教授，大家尊敬他，不仅是他的学问，也是因为他那种虚怀若谷的态度。他当年提出“文学就是人学”，曾经遭到过粗暴激烈的批判，此时，人人都接受了他的观点，大家都觉得钱先生是用最简洁明了的语言，道出了文学的本质。钱先生当时主要精力也是指导研究生，只是偶尔给我们上几堂大课。钱先生谈现代文学总是深入浅出，讲得很生动。然而有趣的是，他有时会突然停止讲课，有点不好意思地摇头微笑着说：“这些话，我已经讲过好几遍，重复自己的话，很没有意思。”课堂里的同学们以热烈的掌声来回报他。

那时，徐中玉先生是我们的系主任，徐先生是资格很老的名教授、名作家，在没有和他接触前，大家对他有些敬畏。但是一经接触，就知道这是一位随和的老先生。作为系主任，他常常要在全系的师生大会上讲话，在我的印象中，他讲的都是很真诚的话，从不摆大学者的架子。最令我难忘的，是他对我们文学创作的鼓励和支持。他多次在全系大会上热情鼓励同学的课余文学创作，对我们几个在创作上有一点成绩的学生，他还常常点名表扬。中文系当时那种日益高涨的创作热之所以能形成，和徐中玉先生，和中文系其他老师们热心支持的态度有极大的关系。我们毕业的时候，要写毕业论文，但对我们这些创作上取得成绩的学生，毕业论文可以用文学作品代替。我的毕业论文，就是一本诗集。这样的做法，大概也是史无前例的。我的诗集《珊瑚》，毕业后的第二年便作为恢复出版后“萌芽丛书”中的第一本诗集 ，由重庆出版社出版。后来，徐中玉先生被选为上海作家协会的主席，作为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我和徐先生有了更多的接触。在人世的风暴中，徐先生是一位铁骨铮铮的硬汉，他把名利看得极淡，而把知识分子的责任和良心看得高于一切，为了年轻一代的理想和前途，他甘愿承担一切。1994年，我和徐中玉先生一起到长江口的长兴岛采风，一起去的还有他的另一位成为作家的学生王晓玉。我们沿着江岛的长堤散步，徐先生谈了他年轻时代的很多往事，他说：“此生虽然曲折，但从不做亏心事。”我们在岛上一起庆贺他的80岁生日，我们在祝他长寿的同时，很想倾吐心中的感激之情，但却不知道怎样来表达。我对他说：“你不仅教会了我们怎样做学问，搞创作，也教会了我们怎样做一个正直的人。”徐先生笑着说，有你们这些学生，我感到欣慰。

师大中文系还有一位年轻的讲师王铁仙，学生都对他特别有兴趣。他是瞿秋白的嫡亲外甥，上课时，他的普通话中带着绍兴腔，讲鲁迅的作品，就特别有味道。大家特别喜欢听他分析现代文学作品，郁达夫的《春风沉醉的夜晚》、《迟桂花》，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这些作品，被他分析得丝丝入扣，使大家有如临其境的感觉。王铁仙先生课上得好，但他不在乎同学们对他的看法，他说：“如果你们觉得我的课没有意思，可以不来，也可以在课堂里写你们想写的文章，没有关系。”但是他的课恰恰受到了大家的欢迎。毕业后，王铁仙老师一直和我保持着联系，关心着我的创作。他后来当了华东师大的副校长，但还担任着博士生导师，一边当校长，一边辅导博士生。最近，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四卷本自选集，铁仙老师仔细读了我的书，还写了一篇热情中肯的评论，发表在《文艺报》上，使我再一次感受到老师的关怀。

在我们的老师中，上外国文学作品欣赏的王智量老师的课也很受同学们的欢迎。王智量老师有激情，分析作品时往往沉浸其中，仿佛这小说是他自己的作品，小说中的故事是他自己的经历。给大家印象最深刻的，是他谈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和普希金的《叶甫根尼?奥涅金》，讲安娜和她的儿子告别，达吉雅娜给奥涅金写信，讲得绘声绘色，情景交融，很多女生被感动得流泪。王智量先生也是一位翻译家，翻译过一些俄罗斯文学作品。后来，他写了一部长篇小说《饥饿的山村》，是他自己当年被流放的生活经历。给我们上写作课的王光祖先生、王昌汉先生，给我们上现代文学欣赏的陈孝全先生，给我们上现代汉语的陈秀珠老师和朱川老师，给我们上文学理论课的王世瑜老师，他们的讲课都留给大家深刻的记忆。为我们上古典文学作品欣赏的王建定老师，介绍宋词时如数家珍，他对宋词的熟悉程度，使大家都感到惊讶，我们能想到的作品，他都能倒背如流，背诵时那种摇头晃脑陶醉的样子，引我们发笑，但也赢得了大家的尊敬。那时，古典文学的考试是背宋词，由王先生亲自在他的办公室里一个一个过堂，背诵的篇目范围很广，具体背哪一篇，由他临时提出。这使得很多同学非常紧张。我并不欣赏他这种对付小学生的考试方式，但也觉得有趣。毕竟很多年没有老师来这样考我们了。记得他让我背诵的是苏东坡的《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这是我熟悉的作品，也是他规定范围内的。背第二首时，他对我笑了笑，说：“你是作家， 我让你背一首规定范围之外的，怎么样？”我有些发怵，怕背不出来会很狼狈。他说：“背不出来也没关系，不会算你不及格的。”他给我出的题目是辛弃疾的《青玉案》（东风夜放花千树），不算太冷僻，是我能背的。其中“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那几句，是大家都熟悉的。记得王先生夸奖了我几句，还说起了王国维引用这几句使意思出新的典故。这位王先生，生活有点潦倒，没有结过婚，没有房子，一直住在教师宿舍里。他在事业上也不顺利，我们毕业很久，听说他还只是个讲师，无法评上教授，因为他坚持“述而不作”，没有著作，尽管他的课上得那么有激情。我觉得这对他不公平，很同情他，但却帮不了他的忙。

毕业十周年的时候，我们77级的毕业生回学校聚会了一次。又回到315教室，和老师们同坐一室，我发现，这十年时光在我们这些学生的脸上并没有留下多少印记，而老师们却明显地老了，当年的中年人，变成了老人，当年的老先生，不少已经老态龙钟，有几位老师已经离开了人间。在这次聚会上，大家要我说几句，我看着白发苍苍的老师们，看着他们温和期待的目光，泪流满目，语不成声。我说：“没有你们，就不会有我们的今天。在我们的心里，老师们是不会老的，永远不会。”这是我发自内心的话。

我们这两届大学生中，后来成为作家的，可以开出一串长长的名单，除了孙颙、王小鹰，还有王晓明、刘观德、周佩红、陈丹燕、陈保平、戴舫、方克强、宋耀良、陈惠芬、陈洁、郑芸、乐维华、刘巽达、毛时安、嵇伟、沈乔生、李其纲、朱大可、宋琳、徐芳……为什么能出现这么多作家，这和校园里浓厚的创作风气有关，也跟中文系老师们的鼓励和支持有关。一种氛围的形成，有其主观因素，也有客观的原因，两者缺一不可。70年代末，80年代初，文学的地位何等崇高。学生心向往之，老师激励扶持，社会推波助澜，涓涓细流，便奔涌成浩浩江河。

说说我们班里的几位和文学有缘的同学吧。

戴舫、刘巽达、陈洁和郑芸是和我同班的同学。在上大学之前，他们都没有发表过作品，后来都成了有一定影响的作家。戴舫原是上海一家工厂的工人，酷爱读书，是一个善于思索，对任何问题都有独到见解的人。开学不久，在一次写作课上，老师布置我们写一篇记人物的作文，戴舫写了他的外祖父，一位性格坚强的教授。文章虽然很短，但从他的描绘和议论中 ，我发现了他的文学才能。我建议他将这篇作文誊写出来，刊登在我们的壁报上。戴舫的创作激情就此被激发起来。他一连写出好几个有质量的短篇小说，其中刊登在《青春》月刊上的《挑战》，涉及了恋爱和情感的敏感问题，当时曾引起很大的争议。大学毕业时，戴舫报考了复旦大学贾植芳先生的研究生，一年后去美国留学读比较文学，在美国拿到了文学博士学位。在留学期间，他一直没有停止创作，曾将两个长篇小说从美国寄给我。其中的《牛皮 303》，我推荐给《小说界》发表了。后来他又写出两个长篇，其中《第三种诱惑》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在国内获得好评。另一部长篇《曼哈顿之夜》由黄河文艺出版社出版。现在，戴舫正在用英语写他的新的长篇小说。戴舫是一个学者型的作家，对中西方文化有较深刻的了解，他的才华，他的作品的价值，会逐渐被更多的人认识。刘巽达是一个杂家，在很多人心目中，他不但是作家，还是一个社会学家。他在著名杂志上连载并结集成书的《家庭启示录》曾荣获上海青年文学奖；他常常撰文议论婚姻、家庭等社会问题，毕业后出版的一些书也多与此类问题有关，华东师大出版社为他出版了一套“刘巽达家庭社会系列”四卷本个人文集。那天在母校召开“华师大作家群现象研讨会”前，师大出版社张罗了一个热闹的签名售书现场，当时我和沙叶新、孙颙、王小鹰以及陈保平陈丹燕夫妇各签一本书，刘巽达是四本一同签售。现在，他是《上海采风》杂志的主编。陈洁和郑芸是年龄较小的女同学，上大学前都在农场待过几年。大学四年，她们一直在不停地写作，也常常给我看她们的作品。发表作品，产生影响，却是大学毕业后的事情。陈洁发表在《上海文学》上的小说 《大河》，曾得到不少好评。她后来成为上海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但在四年聘任期未满的时候，便移居国外，再也没有看到过她有新作品发表。郑芸是一个很认真很勤奋的女作家，大学毕业后，以长篇小说《恐惧的感情》引起文坛注意，上海的文学界曾就这部小说开过一次研讨会。她现在生活在日本，在一所大学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前两年，她还将她的小说新作寄来给我看，小说的风格和内容和她以前的创作有了很大变化。

这一届同学中，也有一些成了出色的文学编辑。孙颙毕业后先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当编辑，后来又当社长，再当出版局长。陈保平先是在《青年报》当编辑、副总编辑，后来当了几年上海三联书店的总编辑，现在到上海文艺出版社当了总编辑。朱士信当了多年《上海文化报》的总编辑。林建法现在是《当代作家评论》的副总编辑。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和我同一个寝室的阮光页，那时，我睡下铺，他睡上铺。阮光页多才多艺，喜欢写作，也喜欢装半导体收音机，曾经为同寝室的同学每人装了一个用耳塞收听的微型半导体收音机，外壳用的是一种最小的塑料肥皂盒，成本一共才五元钱。现在，他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副总编辑。90年代中期，他编辑策划了一套由华东师大毕业的作家创作的丛书，其中有我们这一届的毕业生孙颙、王小鹰、赵丽宏、周佩红、陈丹燕和陈保平，还有“文革”前毕业的沙叶新、戴厚英和鲁光。这套书当时曾引起很强烈的反响，“华东师大作家群现象”使很多人发生兴趣，华东师大为此举办了研讨会，上海文学界、教育界和出版界的很多知名人士都来参加了，电视台还为此拍摄了专题片。“华东师大作家群现象”一时成为热门话题。

现在，历史已经进入21世纪。从父亲送我进大学到现在，已经过去了22年。大学毕业那年，我31岁，我父亲71岁。父亲小时候没念过几年书，也算是自学成才，成为一个小小的实业家。但对读书人，他一直心怀着敬意。我能成为一个作家，父亲很高兴。我把我在大学时代写成的第一本书送给他时，老人兴奋得像个孩子。现在，我的父亲已经离开人世6年，而我们大学毕业已经18年。这二十多年，我们的国家和我们个人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然而，在我的记忆库藏中，没有一段岁月比在大学里度过的这四年更令人怀恋。我怎能忘记，文史楼和图书馆繁星点点的灯火，大礼堂里诗意盎然的激情，丽娃河畔、夏雨岛上的琅琅书声和倾心长谈……

生理的青春是短暂的，精神的青春却可能长久地伴随着生命的进程。我想，如果一直能保持着大学时代的心情和精神状态，青春就不会离我而去。

大学不老。青春万岁！

2000年5月25日于四步斋